半张名片牵大案 一张草图泄机密

　　半截名片，一张草图，一个神秘女人，引出“1950年美国间谍阴谋炮轰天安门”案。2004年外交部解密的一批档案中，一份密封了54年的文件揭开了这一案件的神秘面纱。

香港姐姐来探亲

脂粉盒里藏名片

　　1950年的中国，滞留中国的外国人很多，美蒋敌特活动猖獗。美国驻华使领馆虽然撤走了，但为美国情报机构服务的各国间谍还在我国内伺机活动。

　　为做好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庆节的安保工作，公安部成立专项工作组，由部长罗瑞卿主抓，主管反谍业务的副部长杨奇清具体抓。经常往来美国办事处的外国人首先纳入工作视线，缩小范围后，锁定李安东(意大利人)、山口隆一(日本人)、哲立(意大利法西斯党徒)、魏智(法国人)、甘斯纳(德国纳粹党徒)、马迪儒(意大利传教士)等重点怀疑对象。侦察员分头对其监视跟踪。

　　1950年9月的一天，一个衣着时尚的年轻女人走进意大利人哲立在北京第五区南池子宫豆腐坊15号的住所。不过十几分钟，神秘女人走了出来，又飘然远去。巷子口一名男子接到信号，远远地跟了上去。

　　哲立，1921年来到中国，曾任意大利驻天津海关总督。1943年起，为日本侵略军做谍报工作。日本投降后，为美国间谍机关服务。北京解放后，美国领事馆和武官处撤走，他成了无业侨民。

　　巷子口负责跟踪的是我侦察员沈继宗。沈继宗带回了这个神秘女人的信息，并向科长曹纯之汇报。经研究，公安人员决定正面接触这个女人。

　　原来，这个女人叫程娜，与她同住的是刚从香港回来探亲的她的姐姐程梦。香港当时是很多间谍和特务机关的大本营。这个时刻突然回来的程梦进入侦察员的视线。专案组立刻对程娜家进行了搜查，但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正当准备收队时，一名侦察员敏锐地发现，程梦神色慌张地偷瞄在搜查过程当中被放置一旁的一个脂粉盒。

　　侦察员们立即打开脂粉盒，里面除了一些耳环饰物之外，竟然放着半张名片。

　　虽然名片只有半张，但还是能清楚地辨认出上面写着“包瑞德”。

　　包瑞德，前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处武官，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中国通”。抗战时期，曾作为美军观察组组长代表官方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

　　为什么包瑞德要派人千里迢迢送半张名片给哲立?我公安人员决定将计就计，让程梦按计划把这半张名片给哲立。

东京购买灭火机

草图直指天安门

　　几名重点怀疑对象在这个时期非常活跃，常常出门会友，还借周末办舞会公然聚会。似乎在商议大的行动，却摸不清他们要做什么。

　　1950年9月18日，北京东单北京国际电讯电报邮局，一个肩披印花绸巾的伊拉克女人走进大门，飞快地办完邮寄手续后匆匆离去。

　　那是一封寄往日本东京的航空信件。内容是用罗马拼音写的日文，翻译过来为“CIC总部：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的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落款人为“山口隆一”。

　　信件中还有个便条，用英语写着“重要情报”，还有一张绘制着天安门城楼草图的铅笔画，画面上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用日语写着“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另一条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上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

　　信中还写着这么一段文字：“据说最初试用的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越过去，是一件趣事。所谓天安门紫禁城正中间的一个门，其前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站着的位置。”

　　由于寄信人山口隆一几个月前就进入了公安部门的视线，这封信很快被我截获。

　　“10月1日”，“灭火机”，“天安门”。

　　从内容上看，这似乎是一件普通的买卖生意。然而，当时的北京怎么可能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进行灭火机买卖?普通百姓做生意，又怎么会使用CIC这个缩略语?还有，CIC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0月1日，天安门。敏感的时间，敏感的地点，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此时，距离10月1日仅余十几日，千头万绪落在这张手绘草图上。

　　我公安部门经过严密分析，终于发现，CIC是日本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处的缩写。这让整个事件性质得以明确：这就是一个间谍案。

　　负责跟进此项侦察工作的侦察员孙有光分析，那张手绘天安门草图中的抛物线弧度，与“用迫击炮轰天安门”的角度惊人地吻合，并且山口隆一的居住地就在天安门附近，“迫击炮有效射程之内”。

　　可这个行动明显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这个外国间谍团伙到底有多少人，具体行动方案是什么?而且如果情况属实，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涉外大案，不能出半点差错，否则会影响新中国的国际形象。事情十分敏感，涉外案件必须报周恩来总理审批，办案人员不得不慎之又慎。

炮轰行动在国庆

教堂搜出迫击炮

　　监视跟踪山口隆一的侦察员刘铁城发现，1950年9月，山口隆一曾两次前往天安门城楼，并在金水桥附近转悠，隔会就抬头看看城楼，不时写写画画，仿佛在写生。

　　1950年9月26日，山口隆一去了西堂子胡同和金鱼胡同之间的八面槽邮局寄信。信封上有寄信东京某地的字样。此信被我公安机关截获。

　　原来，前面山口隆一发出的含有手绘天安门草图的挂号信，就是个“炮轰天安门”的行动计划。香港送来给哲立的半张名片，与意大利人李安东手中的半张名片正好能合上，其实是美国中情局间谍包瑞德给的“批准行动”的信号。

　　在26日的这封信中，山口隆一对前期的“炮轰天安门”计划实现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并具体阐述了准备采取的办法。山口隆一还写到，事情很突然，里面可能有枝节，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要逃跑，别无他法”，如果计划没能实施而又没暴露的话，“打算立刻躲起来，但决不放弃这个重要任务，所以这点请放心”。

　　就在此时，负责外围警戒的天津公安局发来紧急情报，德国人甘斯纳购买了从天津去往香港的九张船票，其中9月30日一张，10月1日和2日各四张。这是在为整个间谍团伙准备后路!

　　情况紧急。罗瑞卿、杨奇清立即赶往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汇报案情。周恩来看完相关工作材料后批示：“事不宜迟，迅速破案。”

　　为确保1950年10月1日天安门国庆大典的安全，9月26日下午，公安部迅速集结京津冀及沈阳的优秀侦察员，并制定了分两步抓捕的行动方案：9月26日当晚先对李安东、山口隆一、哲立、甘斯纳、马新清等5人进行抓捕，留下有天主教堂、法文图书馆等稳定职业作掩护的马迪儒和魏智再观察一段时间。

　　1950年9月26日晚上9点，公安部及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按计划在北京统一行动，5名对象均被当场抓获，搜查出大量武器、往来信件和各类情报，还在李安东住所搜出青酸钾烈性毒药两包。

　　又过了一段时间的侦察，1951年3月11日，魏智被捕;同年5月12日，马迪儒被捕。在马迪儒所在的西兹府的教堂里搜出迫击炮1门，炮弹、步枪、手枪子弹259发，手榴弹8枚，兵器零件273件，以及关于“西平街战役”、抚顺、察哈尔、宣化和佳木斯等地情况的情报底稿16件。至此，阴谋炮击天安门的7名罪犯全部落网。

主要参考文献：

　　《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纪实》朱振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50年：破获“炮轰天安门城楼”案》 《中国档案报》2015年3月20日

　　《侦破“炮击天安门”案亲历记》 《当代北京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