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事作诗人——谈谈中国古代的诗僧

　　对于诗僧而言，这种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诗僧们一方面迷恋吟诗作文，另一方面却很少董理自己的作品，随得随弃，漠不关心。我们大致统计了所经眼的343种释家别集的编纂情况，其中，作者自编者仅有18种，占总量的5.5%;作者的法子、法孙编纂的有121种，占总量的37.2%;文人编纂者有107种，占32.9%;不可确考者有97种，约占30%。这似乎表明中国古代的释家别集呈现出创作和编纂严重分离的现象。其次，很多释家别集常以“禅余”“禅暇”等冠名，如释见自《余闲集》、释本黄《余学集》、释隆琦《禅余歌》、释显清《禅余吟草》、释浄乐《禅余集》等。所谓“禅余”“禅暇”，是说集中的诗文皆参禅之余所得，无关乎道德、事业，此犹如韩愈所说“余事作诗人”之意。另外，还有的诗僧取文字与禅道之关系命名诗文集，例如，释大观的别集名为“物初剩语”，释篆玉的别集名为“话堕集”，释禅一的别集名为“唾余集”，流露出他们在体认自我身份时所产生的矛盾和焦虑。

　　不过，佛教的“色空不二”“不落两边”的“中道义”，又提供给释子们诸多消解困境的“法门”。很多释子在自序诗集时，常试图为吟诗作文寻得某种“合法性”。例如，释行昱《晴空阁诗集自序》虽承认“诗非禅家正学”，但“禅中有诗”“诗中有禅”，若强分门户，则禅“何以名焉，何必状焉”，故他声称：“愿观是《晴空阁》者，不得作禅会，亦不得作诗会。”这种以“诗禅相通”论来消解困境的做法，最为普遍。又如，释德溥《腰雪堂诗集自序》云：“由天竺国俗，本重文制，宫商体韵，以入管弦为善。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既事空王，遂习韵语;既习韵语，遂近诗句。”其实，不仅经中偈颂尽为韵语，三藏十二部亦皆如如文字，释迦说法又何尝离文字?如此言说，意在表明吟诗撰文实为宗门的传统。再如，释篆玉《话堕集自序》用佛教“中道义”扫除人们对语言、文字“执障”，以为“空”“假”不二，“有话”与“无话”，亦是如此，既不执一端，亦不离一端。凡此种种言说，与其说是创作心理的调剂，毋宁说是试图从理论上为吟诗作文“立法”。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通常用“诗僧”指称所有写诗的僧人，可能并不符合这一称谓的原始语境。钱谦益曾评晚明高僧法藏的《山居诗》云：“今之僧，才一操觚，便有‘诗僧’二字在鼻端与眉宇间。若藏公者，讵可以‘诗僧’目之哉?”(《山居诗引》)言外之意，以“诗僧”称法藏，实有降其志。因此，钱氏在编撰《列朝诗集》时，特将释氏诗人分为“高僧”和“名僧”两种，所谓“高僧”包括梵琦、宗泐、德清、真可、袾宏等道行显著之僧;所谓“名僧”，则指妙声、明秀、法杲等“以诗鸣世”之僧。清人尤侗《题随筇草》也曾说：“云门、雪窦禅而不诗，惠休、无本诗而不禅。”实质上指明了中国古代僧诗的两大系统：“高僧之诗”和“诗僧之诗”。前者承佛门创作传统，重佛法义理，体式多为偈颂和“文字禅”，与世俗之诗有显著区别;后者则多步武时代风气，长于用兴象表达禅境，与士大夫体尤为接近。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24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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